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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志之女陶斯亮:

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,是母亲对我的希望

标签:名人之家 | 来源:中国妇女报 | 作者:陈姝

编者按

今年“七一”是党的101岁华诞。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,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,不怕牺牲,英勇奋斗。

英雄不朽,精神永存。本期《口述》版特邀请两位革命后代追忆母亲革命故事,传承红色基因。

■ 口述:陶斯亮

■ 记录: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·人物简介·

曾志,无产阶级革命家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。1911年4月,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陶斯亮,曾志的女儿,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、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。

我又一次梦见我的母亲,她的笑容依然那么温婉,目光依然那么坚毅。我很感激这不期而遇的梦,让我在回忆中享受母亲带给我的温暖与力量。

一生看重“共产党员”这四个字

母亲去世的时候,正是暑气渐浓的六月,她走得很安详,她用颤抖的手在遗嘱上写完她的名字后,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
母亲的名字虽是一个普通的名字,但是对她而言,曾志这个名字承载了一名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追求和自我革命精神。

1926年,母亲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入党,并如愿成为一名革命军人,从此开始了她的血雨腥风、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。之后,她把自己的名字曾昭学改为曾志,一个争做有志气的人。她用生命谱写忠诚,把理想付诸实践,她的名字也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。

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”这句话,是她一生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,她一生看重“共产党员”这四个字,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,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。

曾志

参加革命后的母亲,经历了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,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,曾经在苏区、游击区、白区、国统区、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下工作,生死对她早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竭尽全力,因为党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。

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是,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寻党的故事。1935年春,闽东苏区失陷后,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,历经20个月的风风雨雨,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。尽管她也遭受多次处分和政治审查,其中有不少委屈,但她初心不改,舍生忘死为党工作。

在她的人生字典里,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思想。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石来发,她也不动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工作,而是鼓励石来发回到井冈山当农民,甚至铁面无情地拒绝了孙子石金龙户口“农转非”的要求。解决孙子们吃商品粮问题,对母亲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,我也曾问过一向热心助人的母亲,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孙子呢?母亲说当年干革命流血牺牲,就是为了能得到一块田地,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。

对于母亲这样的回答,时间已经证明当初母亲的抉择,如今我大哥家四周是广阔的稻田,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,好似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,很多亲朋好友去过我大哥家后,无不羡慕那里的山水田园,美丽的乡村生活令人向往。或许侄子们也能感受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吧!

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,她只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,那么多好同志、好战友、好朋友都倒在了血泊里,她却三番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她不能忘也不敢忘那些曾与她休戚与共的老百姓。与那些年轻的捐躯者相比,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,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罪过。

她病逝前,让我从她的80只信封(工资袋)中掏出了几万元现金,并嘱咐我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,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每一笔都是她的清白的辛苦钱。母亲向我口述了她的遗嘱,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,子女们不得分她的这些钱。她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,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,以及留作老干部活动基金,再留一些做出版她的回忆录之用,去世后丧事从简,遗体交医院解剖,有用的留下,无用的火化,骨灰一部分埋在广州白云山下,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松柏树下。

确定无误后,母亲才用颤抖的手,签了她一生中最后的“曾志”二字。平凡又伟大的母亲,就这样悄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回望母亲走过的87年人生之路,让我不得不感叹,母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。七十年的党性锤炼,淡泊名利,乐于奉献,她一生都在保持着共产党员本色。

“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,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!”这是我写在她挽联上的一句话。在母亲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,我不知有多少次梦见她,梦里梦外,她从未在我的人生中消失过。每每回想起母亲的一生,触动我的永远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那份深沉的爱,她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一直激励着我,是我一生追寻学习的榜样。

在艰苦朴素、清正廉洁的作风中感受母爱

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,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长大,从小就经历了与父母别离的生活,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,父母亲准备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,我被留在了延安,由八路军老战士杨顺清照顾我长大。从我记事起,耳边的炮火声、急促的防空警报声时不时都会响起,或许正是自己的这段经历,让我更加敬畏英雄、敬畏生命。在我后来读大学时,我毅然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,父母亲也认为,医学是一门技术,能够真正为人民做点实事。

我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,是父亲陶铸含冤去世后。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了28年,在这28年,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育,她从来不会主动要求你做什么,或许是长期的革命生涯,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,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。所以我和母亲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,我从来没有当面对她说过类似“妈妈我爱你”的话,但是无形中,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感染着我。

1994年,曾志与陶斯亮(右)在松风石前合影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每花一笔钱就要在账本上详细记录,从来不含糊。一年四季,她几乎不会给自己添置新衣服,都是三四件衬衣换洗,她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,一个牙刷也要用很久,梳子掉了梳齿也坚持用,从来不会用什么护肤品,从来不倒掉剩饭剩菜,都要全部吃完。有一次,母亲坐公交车去购买生活物品,其实她也可以坐公家的车,但是她从来不会享受本应该享有的待遇,没想到那次她坐公交车出了事。那时候公交车秩序较乱,大家都在蜂拥而上,母亲比较弱小,被挤在公交车门外,头部被车门夹住,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。

在生活中,我们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也会有代沟,也经常磕磕绊绊。代沟主要在生活态度与方式上,比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,母亲明明可以不挤公交去购物,非要挤公交挤出个脑震荡。但是,我后来渐渐理解了母亲骨子里的艰苦朴素、清正廉洁。

我的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:“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,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给姥姥,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!”儿子的话轻描淡写,却表达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关系。

对物质生活淡泊的母亲,却对精神信仰非常执着,这种巨大反差就是母亲品格上的最大特色。我把困难、挫折或者委屈告诉母亲时,她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:“你是共产党员,你干的是一番事业,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,因此不必在意某个人对你怎样。”

受母亲的影响,我在24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年轻时就树牢了道路自信,深深牢记党的教导,认准了目标只管前行,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,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。如今,“不亢不卑、宠辱不惊”成了我的座右铭。

发扬乐于奉献、淡泊名利的精神

回首这一路走来,如今我已 80多岁,这一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,但感觉自己是幸运和幸福的,生活得无怨无悔。我当了20多年的医生,做了30多年的慈善,50岁时到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任职,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职,创建了爱尔公益基金会,在中国市长协会一待就是24年,直到74岁才退休。

在做慈善工作时,祖国的边远地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我先后发起了“智力工程”、东乡扶贫助学行动、“世界从此欢声笑语”中国项目、“向日葵计划”等多个公益慈善项目。迄今为止,我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,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。

或许有人好奇,我后来为什么一直从事慈善,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特意就接触慈善,但是在做慈善时,我感受到奉献就是一种快乐。

20世纪70年代,当时我在解放军第七医院当医生,被派遣到甘肃临夏的一所医院工作,在那里待了三年,我经常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。那时候的东乡县城,整个县城就是几间泥坯房,夹着一条黄土翻飞的公路。当我为大约100多名东乡征兵青年做完体检后,发现东乡体检的青年不合格,主要还是发育不良,身高体重达不了标。当时的东乡无论是环境,还是老百姓生活都非常艰苦,这很触动我的内心,这无形之中也促进我后来从事公益慈善工作。

我前前后后去了很多次临夏,2000年,我邀请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夫妇、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吴青重到东乡考察教育扶贫,之后连续几年带女市长们去做“手拉手助学活动”,让东乡的女孩们能上得起学。

回想当初1968年,我第一次到东乡县看到的那一幕,与如今的东乡风貌相比,那简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东乡的变化只是国家繁荣富强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。

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,这是母亲生前对我的希望。我会继承母亲乐于奉献、淡泊名利的精神。我奉献,我快乐!只要自己身体允许,我会永远助人行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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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编辑:崔春婷     2022-07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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